过去四年来，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一直在表彰那些就金融服务演变发表了极具洞见评论的青年研究人员。
2025年9月，获奖者在联盟年会上获得表彰，并有机会向成员介绍其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过去一年来，联盟一直在发表观点文章，介绍成员国际金融中心的工作，并概述其市场中的绿色金融和蓝色金融产品。其用意在于表彰它们的这些工作，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思路。
本文介绍2025年获奖者的研究成果，这是他们为探讨金融服务如何在世界寻求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尽其所能乃至更多所作的贡献。本文仅呈现论文摘要，并附上完整研究论文的链接。联盟再次感谢这些学者为我们照亮前行之路。
《新兴市场的适应性融资》（Adaptation Finance for Emerging Markets），Keith Jin Deng Chan、Vivi Yuwei Liao，香港科技大学跨学科研究院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新兴市场在气候变化适应融资方面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政府可以通过绿色债券市场调动私人资本，帮助弥合这一缺口。然而，新兴市场所面临的适应性资本的相对成本仍不明确。为此，我们分析了全球35个国家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发行的、涵盖17种货币的444只绿色债券的绿色溢价（Greenium）。
我们的结果表明，在新兴市场的绿色债券中，适应性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包括气候变化适应的绿色债券）的绿色溢价高于非适应性债券。如果这些适应性债券来自物理风险敞口更高或治理能力更强的国家，前者的溢价还会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物理风险敞口高于中位数的国家中，新兴市场适应性债券的绿色溢价仍高于发达市场。我们的结果显示，新兴市场有潜力在绿色债券市场调动更多私人资本，以补充公共财政对气候变化适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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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气候债券市场中的“漂绿”风险：基于支出的衡量方法及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Greenwashing Risks in the Corporate Climate Bond Markets: Expenditure-based Measur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ty），Keith Jin Deng Chan、Wilson Tsz Shing Wan。
“漂绿”是指企业就其环境承诺作出无据可查或具有误导性的声明，它损害了有助于实现积极气候成果的绿色金融工具的公信力。这是气候金融发展面临的最重大障碍之一。然而，对于如何准确衡量企业层面的漂绿风险及其相关的金融市场影响，目前的认识仍十分有限。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颖且易于应用的漂绿风险评估方法，即评估企业的环境支出偏离其预期水平的程度。现有文献中的衡量方法侧重于企业最终环境绩效的变化——这一指标同时受到企业自身努力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之不同，我们基于支出的方法能够更直接地反映企业为改善环境绩效所作的努力。
此外，我们的衡量指标基于一组明确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气候债券代表性样本构建，与文献中的其他衡量方法相比，对企业脱碳成果展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基于我们的漂绿衡量指标，我们发现，如果漂绿气候债券发行人在脱碳方面效率低下，机构投资者反而可能对其形成激励，从而导致气候资本的错配。当这些发行人在气候债券市场受到约束时，其中一些会转向绿色贷款，从而使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暴露于漂绿风险之中。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推动低碳技术的扩散，鼓励机构投资者惩罚漂绿行为。此外，为防止贷款信贷错配和金融市场中气候风险的累积，我们的漂绿衡量指标可作为监测银行企业贷款组合资产的有效政策工具。最后，政策制定者可以与可持续信息披露生态体系更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合作，监测企业层面的环境支出，并有效实施我们提出的漂绿风险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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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能否促进循环经济投资？来自金砖国家经济体的企业层面证据》（D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Enable Circular Economy Investment?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BRICS Economies），Prakriti Chahar、Neha Parashar、Deepa Pillai、Apoorva Joshi，Symbiosis国际大学（准大学）Symbiosis银行与金融学院，印度浦那
随着全球经济向更具可持续性和循环性的生产体系转型，金融部门在调动和引导符合环境目标的投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国际金融中心（IFC）等空间金融生态系统在塑造企业层面循环经济投资方面的促进作用，在实证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本研究探讨总部位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企业是否在循环经济实践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投入，这体现在资源和能源效率表现上。
本研究以2018年至2024年五个金砖国家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30家上市公司构成的匹配面板为对象，涵盖与循环经济相关的三个行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和原材料。我们引入循环能源转型指数（CETI）作为一种新颖的综合代理指标，利用彭博报告的ESG数据（包括能源消耗、电力使用和可再生能源整合）来衡量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投资。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我们假设国际金融中心凭借其先进的监管基础设施、ESG规范和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投资者，充当了放大企业循环转型能力的制度推动者。本研究采用以诊断为导向的方法：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进行基准估计，随后进行置换检验以确保稳健性，并采用随机森林回归以增强可解释性和预测力。
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位于国际金融中心本身并非主导性预测变量，但它在解释CETI变化的变量中始终名列前茅，仅次于盈利能力和企业规模。这表明，只有当企业拥有充足的内部资源时，国际金融中心才能促进循环投资。本研究为金融地理学、可持续金融和ESG衡量文献作出了贡献，提供了国际金融中心如何作为绿色产业转型战略催化剂的实证证据。政策启示包括：需要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内部的制度基础设施，并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以释放循环经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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