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文的作者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蒙斯大学（Université de Mons）欧洲小额信贷研究中心（CERMi）的Tristan Caballero-Montes，题为：《将市场状况纳入小额信贷利率监管决策：竞争是否重要？》（Integrating Market Conditions into Regulatory Decisions on Microfinance Interest Rates: Does Competition Matter?）
论文摘要
小额信贷迅速发展并走向商业化，加剧了竞争，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利润。为此，许多国家政府对小额贷款利率设定了上限。我们利用关于利率上限的独特数据以及涵盖2015—2018年间1,115家小额信贷机构的数据集，通过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残差纳入回归，研究此类监管措施对小额信贷机构贷款规模的影响。我们进一步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和多种竞争衡量指标，考察市场状况是否会影响这一关系。研究发现，面临利率上限的小额信贷机构与更大的贷款规模和金融排斥相关，而竞争会加剧这种不利影响。我们提出了解释这一结果的两种机制，即交叉补贴空间的缩小和小额信贷机构风险承担策略的加剧，二者均因竞争而强化。因此，我们反对利率限制，主张采用纳入市场状况的、更具系统性的监管结果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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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文的作者是毛里求斯莫卡区Réduit的毛里求斯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Mauritius）的Harshini Moonisamy-Ellapah，题为：《毛里求斯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新闻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的市场反应》（Market Reaction to the Release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News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s in Mauritius）
研究背景
近来，学者、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围绕全球紧急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必要性展开了热烈讨论，即通过创造新的机遇来推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的协同演进”（Giljum，2005）。由此，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意味着国家和国际机构须迅速调整方向并进行重组，更加重视环境问题、有效治理和更好的社会融合（Steffen等，2015；Lo和Kwan，2017）。根据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2015）的说法，在ESG因素所涉及的非财务信息中，环境方面涉及污染、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废物管理、生物多样性丧失、可再生能源和自然系统；社会方面涉及人类福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人权；治理方面则关注董事会规模、结构和独立性、性别多样性、技能发展、内部控制、信息获取便利性、道德准则、股东关系及股东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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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文的作者是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UM管理学院的Paul Momtaz，题为：《为可持续创业融资：代币发行中的ESG衡量、估值与表现》（Financing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ESG Measurement, Valu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oken Offerings）
论文摘要
可持续创业（SE）旨在同时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个重要的研究空白在于可持续创业对创业者和投资者的经济吸引力。这一问题并无定论，因为可持续发展导向会带来代价高昂的约束，而初创企业又无法充分获取其正外部性所带来的收益。我们将通过机器学习方法（www.SustainableEntrepreneurship.org）获得的初创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属性，与代币发行中可持续创业的估值和表现联系起来。具有显著ESG目标的初创企业能够以更有利的估值获得融资，这首先激励了创业者采纳ESG目标。然而，它们在融资后的表现弱于传统初创企业，这表明投资者因支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业者而蒙受了相对的财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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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文的作者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Victor Saint-Jean，题为：《退出还是发声？撤资、股东积极主义与企业社会责任》（Exit or Voice? Divestment, Activism,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论文摘要
投资者应将不负责任的企业剔除出投资组合，还是投资这些企业并与管理层进行沟通？本文评估了退出（撤资）和发声（股东积极主义）这两种策略在激励企业采用更可持续商业实践方面的相对有效性。我利用共同基金数据发现，在限制美国企业的反社会行为方面，股东积极主义比撤资威胁更为有效。我根据共同基金公司的投资组合持仓及其在企业会议上对企业社会责任（CSR）提案的投票情况，提出了一种按季度将其划分为撤资者、积极主义者、二者兼具或二者皆非的新分类方法。我以大规模投资者赎回作为对基金影响力的合理外生冲击，识别了每一类基金对企业反社会行为的影响，该行为以媒体报道争议事件的概率来衡量。主要结论是，只有积极主义基金能成功促使企业改善行为。我发现，当此类基金被迫出售某企业1%的股份时，该企业在随后10个月内发生争议事件的概率会上升1%。这一效应集中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最低的企业中：对这些企业而言，该效应增至5%，并持续15个月以上。相反，我没有发现撤资型基金能减少企业反社会行为的证据。最后，我也没有发现亲社会的股东积极主义对环境和治理争议存在任何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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