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加繁荣？

奖项

2024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学奖。三位共同获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 Acemoglu和Simon Johnson，以及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James Robinson。该奖项共同授予他们，“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颁奖词继续写道：“他们帮助我们理解了国家之间繁荣程度的差异。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法治薄弱、制度剥削民众的社会无法带来增长或向好的改变。获奖者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因。”

自16世纪起，欧洲人对全球大片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这些社会的制度因此发生了突然而彻底的改变。这种改变有时十分剧烈，但并非在各地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每个殖民国家都给世界各地受影响的、彼此差异巨大的社会带来了不同的治理形式。在一些地方，殖民者的目的是剥削当地原住民并为自身利益攫取资源。在另一些地方，殖民者为欧洲移民的长远利益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最终，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这些制度被撬开并加以改革，将原住民也纳入其中。这便是获奖者研究的主题。

这项研究表明，各国繁荣程度差异的一个解释在于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包容性制度往往被引入那些在被殖民时较为贫穷的国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国家的民众总体上变得富裕。这是为什么曾经富裕的前殖民地如今变得贫穷、反之亦然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这一概念是核心思想；作为这些研究信息来源的统计总体覆盖了世界上非常广大的地区，涵盖其全部多样性。

一些国家陷入攫取性制度和低经济增长的境地，许多国家至今仍困于此，只是如今已没有了外国殖民统治者。引入包容性制度将为所有人带来长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能为当权者带来短期收益。只要政治体制保证当权者能够继续掌控局面，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关于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按照获奖者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始终没有改善。

然而，看似矛盾的是，这种无法就积极变革作出可信承诺的情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主化有时会发生。当面临革命威胁时，当权者会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更希望继续掌权，并试图通过承诺经济改革来安抚民众，但民众不太可能相信，一旦局势平息，他们不会回到旧体制。最终，对于那些处于剥削和排斥他人地位的人而言，保住多年来所获利益的唯一选择，可能就是移交权力并建立民主。

“缩小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

深入解读[1]

全球最贫穷的50%人口的收入不到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仅拥有净财富总额的2%。这种不平等主要源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约占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三分之二。如此巨大且持续的跨国收入差异与基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不相符，该模型预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应随着时间推移追赶上富国。然而，我们并未观察到各国人均收入出现这种趋同。

然而，在现实中而非理论上，其他条件并不相同。在投资、人口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等收入和增长的直接驱动因素方面，穷国与富国存在差异。此外，它们在制度性质上也存在差异——制度是人为设计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塑造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互动——数十年来，获奖者的研究一直强调制度是繁荣的根本驱动因素。这一观察早已出现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ouglass North的研究中，本届获奖者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论点。

于是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穷国不简单地效仿富国行之有效的模式，从而随着时间推移迎头赶上？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帮助回答了这一基本问题。总体而言，他们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财富从根本上是由政治制度塑造的。也就是说，制度存在层级，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进而影响经济结果。更具体地说，获奖者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为什么有些国家采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的理解。由此，他们加深了公众对国家间收入为何没有趋同的认识。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繁荣的重要性进行定量评估这一复杂且在实证上颇具难度的任务中，他们在建立严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次，他们的理论研究也推动了对政治制度为何以及何时发生变化的研究。他们的贡献为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实质性答案，也提供了新颖的分析方法。

[1]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24/10/advanced-economicsciencesprize2024.pdf。该文件阐述了此次授奖的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