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是什麼讓一個國家比另一個國家更加繁榮？

獎項

2024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了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瑞典中央銀行經濟學獎。三位共同獲獎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Daron Acemoglu和Simon Johnson，以及他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James Robinson。該獎項共同授予他們，「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影響繁榮的研究」。

頒獎詞繼續寫道：「他們幫助我們理解了國家之間繁榮程度的差異。今年的經濟學獎得主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法治薄弱、制度剝削民眾的社會無法帶來成長或向好的改變。獲獎者的研究幫助我們理解其中的原因。」

自16世紀起，歐洲人對全球大片地區進行殖民統治，這些社會的制度因此發生了突然而徹底的改變。這種改變有時十分劇烈，但並非在各地都以同樣的方式發生——每個殖民國家都給世界各地受影響的、彼此差異巨大的社會帶來了不同的治理形式。在一些地方，殖民者的目的是剝削當地原住民並為自身利益攫取資源。在另一些地方，殖民者為歐洲移民的長遠利益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最終，經過非常漫長的時間，這些制度被撬開並加以改革，將原住民也納入其中。這便是獲獎者研究的主題。

這項研究表明，各國繁榮程度差異的一個解釋在於殖民時期引入的社會制度。包容性制度往往被引入那些在被殖民時較為貧窮的國家，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國家的民眾總體上變得富裕。這是為什麼曾經富裕的前殖民地如今變得貧窮、反之亦然的一個重要原因。社會包容性制度與攫取性制度這一概念是核心思想；作為這些研究資訊來源的統計總體覆蓋了世界上非常廣大的地區，涵蓋其全部多樣性。

一些國家陷入攫取性制度和低經濟成長的境地，許多國家至今仍困於此，只是如今已沒有了外國殖民統治者。引入包容性制度將為所有人帶來長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能為當權者帶來短期收益。只要政治體制保證當權者能夠繼續掌控局面，就沒有人會相信他們關於未來經濟改革的承諾。按照獲獎者的觀點，這就是為什麼幾十年過去了，情況始終沒有改善。

然而，看似矛盾的是，這種無法就積極變革作出可信承諾的情況，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民主化有時會發生。當面臨革命威脅時，當權者會陷入兩難境地。他們更希望繼續掌權，並試圖透過承諾經濟改革來安撫民眾，但民眾不太可能相信，一旦局勢平息，他們不會回到舊體制。最終，對於那些處於剝削和排斥他人地位的人而言，保住多年來所獲利益的唯一選擇，可能就是移交權力並建立民主。

「縮小國家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對於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

深入解讀[1]

全球最貧窮的50%人口的收入不到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僅擁有淨財富總額的2%。這種不平等主要源於國家之間的差距，約占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三分之二。如此巨大且持續的跨國收入差異與基本的新古典成長模型不相符，該模型預測，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窮國應隨著時間推移追趕上富國。然而，我們並未觀察到各國人均收入出現這種趨同。

然而，在現實中而非理論上，其他條件並不相同。在投資、人口成長、人力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等收入和成長的直接驅動因素方面，窮國與富國存在差異。此外，它們在制度性質上也存在差異——制度是人為設計的正式和非正式約束，塑造著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互動——數十年來，獲獎者的研究一直強調制度是繁榮的根本驅動因素。這一觀察早已出現在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ouglass North的研究中，本屆獲獎者繼承並發展了他的論點。

於是問題就變成：為什麼窮國不簡單地效仿富國行之有效的模式，從而隨著時間推移迎頭趕上？2024年諾貝爾獎得主幫助回答了這一基本問題。總體而言，他們研究的核心觀點是，國家財富從根本上是由政治制度塑造的。也就是說，制度存在層級，政治制度影響經濟制度，而經濟制度進而影響經濟結果。更具體地說，獲獎者的研究增進了我們對為什麼有些國家採用有利於經濟成長的制度、而另一些國家卻沒有的理解。由此，他們加深了公眾對國家間收入為何沒有趨同的認識。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的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對繁榮的重要性進行定量評估這一複雜且在實證上頗具難度的任務中，他們在建立嚴謹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其次，他們的理論研究也推動了對政治制度為何以及何時發生變化的研究。他們的貢獻為關鍵的社會經濟問題提供了實質性答案，也提供了新穎的分析方法。

[1]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24/10/advanced-economicsciencesprize2024.pdf。該文件闡述了此次授獎的學術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