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与国防一样，创造和管理一国货币是政府的主权权利。没有任何其他主体比各国中央银行更有能力影响我们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追踪全球央行行长们的思路与规划，颇有几分“克里姆林宫学”的味道。尽管他们对市场最为敏感的决策是在闭门状态下作出的，但其大部分思考是公开可得的。各类研究和政策文件陆续发布，养活了一整个关注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及其他央行的记者和分析师群体。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每年都会在怀俄明州壮丽的群山之中揭开大部分背景考量和政策立场规划的帷幕。数百名经济学家和央行人士在那里齐聚一堂，进行交流，暂时抽身于日常工作，审阅受邀发表的研究报告。其目的是使货币政策及央行的其他目标与不断演变的经济相适应。会后数天乃至数月内，相关事件可能导致政策方向的调整，而年度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分享的公开信息，对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成员及其组成机构而言极为重要。

与2020年一样，今年的研讨会以线上方式举行。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增长不均衡的时期引导宏观经济政策。会议议程可在线查阅，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的演讲和报告。值得回顾其中几个环节的主题，并较为详细地引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Powell的讲话。

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央行和政府的财政政策工具，满足国内及全球经济中增长速度各异的不同经济部门截然不同的需求。一套货币利率和工具，以及与之配套的税收政策，必须适应已被新冠疫情颠覆的经济体，而这根本无法轻易或均衡地实现。这一基本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在2020年及今年变得更加突出；新冠疫情大大加剧了这种不均衡，也加剧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

关于货币政策，“新冠危机清楚地提醒我们，某些宏观经济冲击可能对不同部门产生不均衡的影响。不均衡冲击给政策带来了重大挑战，因为不同部门可能面临截然相反的问题：一些部门可能需求不足、失业增加，而另一些部门则可能受到供给约束，导致短缺和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应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最优应对是以全经济范围的平均通胀和产出缺口指标为目标，还是说部门间的不对称要求在某一方向上偏离标准建议？”[1]

研讨会网站上特别展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Gita Gopinath所准备的演示文稿，其中包含全球数据的图表，对联盟的读者极具价值。她展示了政策领导者如何以前所未有的货币与财政联合支持来维持急剧下滑的经济产出，并将2020年的应对措施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应对进行了比较。现行政策已引发对债务水平和通胀回升的担忧。Gopinath女士展示了跨部门、跨国家的不利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可能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加剧复苏的分化。她阐述了在结构性因素预计将使实际利率保持低位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挑战，并在结论中评估了当局在引导经济方面的应对成效。此外，她还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提醒：鉴于发展中国家相对缺乏资源、抗冲击能力较弱，这种不均衡对它们的打击将更为沉重。

美元的价值及其成本以多种方式影响着联盟的成员群体，因此值得审视美联储主席Powell提出的观点。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推动了一场强劲但不均衡的复苏，这场复苏在许多方面都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与经济下行期的典型模式相反，个人总收入不降反升，家庭大规模地将支出从服务转向制成品。商品需求的激增以及经济重启的力度和速度导致了短缺和瓶颈，使受新冠疫情制约的供给侧无法跟上。其结果是耐用品通胀上升，而该领域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年通胀率一直远低于零。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在改善，但仍动荡不定，疫情不仅继续威胁着健康和生命，也继续威胁着经济活动。”

美联储高度重视就业：“近几个月来，劳动力市场前景明显改善。在去年冬季出现波动之后，今年以来就业增长稳步上升，过去三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83.2万个，其中近80万个来自服务业……整体招聘速度快于疫情前有记录数据中的任何时期。职位空缺和离职人数均创历史新高，雇主表示他们无法足够快地填补职位以满足回升的需求。”

关于媒体广泛讨论的通胀前景，主席认为，广泛的通胀压力仍不存在。随着经济迅速复苏，特定商品和服务的短缺曾急剧上升，但此后已有所缓解。尽管职位空缺数量创纪录、许多行业劳动力供不应求，但美联储的数据几乎没有表明，随着劳动力市场持续恢复，工资因素将带来持续的通胀压力。美联储一直在寻找长期通胀预期可能上升的迹象，但就目前而言，尚未看到此类迹象。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一直存在着反通胀的力量。

总体而言，美联储的两大关键工具是资产购买和利率。美联储正考虑结束新债券的购买。鉴于央行人士在表态时极为审慎（且理由十分充分），最好直接引用主席的原话：

“即使资产购买结束后，我们所持有的大量长期证券仍将继续支持宽松的金融条件……

即将开始的缩减资产购买的时机和节奏，并不意在传递有关加息时机的直接信号；对于加息，我们已阐明了一项不同的、严格得多的检验标准。我们已经表示，将继续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当前水平，直到经济达到与最大就业相符的状况，且通胀已达到2%并有望在一段时间内温和超过2%。要实现最大就业，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时间将证明我们是否已可持续地实现2%的通胀。”

这就是新冠时代的政策制定者：在疾病以及商品和服务生产均已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中央银行手中这些相当粗放的工具，自2020年初以来在限制我们经济所受损害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毫无疑问，鉴于我们的增长模式无论是在各国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存在不均衡，今后同样需要审慎行事。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1] 《结构性再配置时期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in Times of Structural Reallocation)，作者：Veronica Guerrieri（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Guido Lorenzoni（西北大学）、Ludwig Straub（哈佛大学）和Iván Werning（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于2021年8月杰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