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日益提升的意義與影響

在我看來，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導者就像樂團指揮。每件樂器——小提琴、單簧管或雙簧管，在這裡則是一家銀行或一家保險公司——都可以獨自演奏，但經過協調配合，它們便成為一個更宏大整體的一部分。

要了解金融服務領域正在發生什麼，僅僅參加銀行、保險或證券交易所的會議已經不夠了。在21世紀20年代，金融服務的構成與現實遠比這豐富得多。

在我們許多人的有生之年，各類金融服務的專業能力已在全球範圍內成倍增長。在以非正規經濟為主的地區，基本銀行服務已經到來。在已有銀行的司法管轄區，保險服務和基本養老金計畫已經推出並得到更充分的發展。在幸運地擁有大量稀缺原材料或高國民儲蓄率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已經設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通過證券市場融資的部分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其增長速度遠超全球經濟增長，這意味著籌集投資資本更多地依賴於交易所。集合投資計畫的資產管理規模已增長至遠超全球GDP的水準。

隨著電信、媒體和技術的加速演進，一切事物的流動也日益頻繁。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第一顆通信衛星Telstar於1962年7月在北大西洋上空發射。它的軌道並非地球靜止軌道，這意味著訊號僅能持續幾分鐘，之後衛星便沿軌道移開。它實現了首次面向公眾的跨大西洋電視直播訊號；這次直播在歐洲由歐洲電視網（Eurovision）播出，在北美則由當時美國的三家全國性電視網和加拿大的一家全國性電視網播出。最初的畫面是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和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時間快進到20世紀90年代初：籌建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的私營財團在印度次大陸上空發射了一顆地球靜止衛星，並向未來的市場參與者提供衛星天線，使其能夠在一個統一的全國性市場上開展交易。數年後，這顆衛星和這些天線被數千公里的高速光纖和傳輸中心所取代，將整個國家連接起來。

影響所有這些服務的是，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金融衍生品從農產品衍生品中發展而來，並以指數級速度增長，即使借助今天看來相當原始的手持計算器，也能讓市場參與者進行風險對沖和承擔風險。本世紀初，速度的極致體現是在紐約和芝加哥之間為傳輸訊號而建造的微波塔。

上世紀末的另一個關鍵驅動因素是，監管機構允許來自本司法管轄區以外的機構投資者在經過審查後直接接入交易所進行交易。斯德哥爾摩和法蘭克福的交易所是從本國司法管轄區以外提供直接市場準入的先行者之一——它們通過新的便捷準入形式，實實在在地推動了會員的國際化。「本土市場」的概念由此發生了變化。

過去，銀行家們彼此熟識於各自的司法管轄區，他們既相互競爭，也分享專業知識。銀行業過去通常與保險業相互分離；保險公司之間也彼此了解，在其領域內競爭並分享專業知識。交易所過去在本國市場上是唯一的，或在很大程度上如此。基金經理們彼此非常熟悉，而這些機構過去分屬其母公司保險或銀行機構的不同部門。每個「筒倉」中的參與者之間幾乎沒有直接互動。大宗商品市場與處理無形資產的衍生品板塊之間也是如此，而外匯交易員則又自成一個圈子。

令觀察者印象深刻的是，自上世紀末以來，這些不同形式的專業能力——連同律師、會計師和監管者——之間的互動變得何等頻繁、何等迅速。我們如今所理解的金融中心是一種生態，是人們所見的集群效應。各個「筒倉」之間的壁壘已變得更加通透。

金融服務早已告別了各參與機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既定專業範圍內可預見地運作的階段。即使它們並不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資產定價的相互作用也將它們聯繫在一起。正如世界國際金融中心聯盟會員所認識到的，由此可獲得的優勢是多方面的——現有的各類專業能力能夠且必須加以協調，以確保所有各方的增長與穩定。

在我看來，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導者就像樂團指揮。每件樂器——小提琴、單簧管或雙簧管，在這裡則是一家銀行或一家保險公司——都可以獨自演奏，但經過協調配合，它們便成為一個更宏大整體的一部分。交響樂，乃至爵士樂隊和五重奏，聽起來都與各件樂器單獨演奏時截然不同。21世紀20年代有望成為這樣一個十年：世界上每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整體「樂感」都將成為各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聯盟的議程著眼於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思考、專業能力和全球協作的挑戰。金融服務如何更好地滿足中小企業的需求？通過集體努力可以為它們帶來哪些效率提升？應對氣候緊急狀況需要投入大量關注和資本：還有誰比這一群體更適合作出回應？此外，還有一些問題觸及我們市場經濟的核心，涉及企業的正常運作及其管理責任。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與全球監管機構開展合作，而聯盟也已將此列入其本十年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