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失衡

在金融增长依赖于债务发行和央行关键作用的时代，一场范式转变或许即将来临，对长期以来依赖低税收和央行纾困的做法提出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推动设定全球企业税率，加之对进展的日益不满，预示着全球税收政策可能移交给联合国。随着知名经济学家指出财政政策改革的失败，这场辩论愈演愈烈，敦促金融中心领导者，尤其是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的成员，重新评估货币工具与财政工具在引导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的平衡。

金融中心领导者或许是时候在与其成员和政府官员的沟通中，探讨通常无人触碰、高度政治化的税率问题了。

在联盟大多数成员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各国政府已赋予中央银行管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包括设定主要基准利率，以及通过其货币市场操作放松或收紧信贷。较大的经济体还出现了央行以“量化宽松”这一新创名义大规模购买公共债务的情况——尽管市场在交易活动中自有其应对这些基准的方式。究竟发生了什么？

延续数十年的经济稳定范式

在过去四十年里，全球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债务发行所驱动的。对本文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在危机时期，人们把目光投向中央银行家，寻求以超低利率形式提供的纾困帮助。而作为平衡的宏观经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政府在税收问题上提出的举措要少得多。

无论是哪届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范式——即前进的方向——都是保持低税收，而且在大多数金融中心，税制还高度复杂。事实上，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着眼于使司法管辖区满足全球竞争性税制的需要，税率一直在下调。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资本损毁是否已得到完全弥补，尚不清楚。最近，由于各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所付出的历史性巨额成本加剧了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在引导宏观经济结果方面，或许正在发生一场转向更加均衡地运用货币和财政工具的转变。

范式正在转变吗？是否有什么正在酝酿？联盟成员应当如何应对？

经合组织的项目

几十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直致力于研究全球税收问题，而不仅仅是其成员司法管辖区的税收政策。毕竟，税收是一种公共产品，由世界各地的政府征收并进行分配，以满足社会需求。这笔资金是一个国家的资源，也是支付政府开支的途径；这正是关键所在。

从历史上看，经合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在政府层面建立一个国际税收协定框架，从而为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类国际业务提供一个更加共同的基础，减少业务增长的障碍。[1]至少，双重征税需要避免。为全球经济制定共同规则极其困难，但其高层次的价值在于提供共同的语汇和方向。要实现完全的一致性极为困难，因为这取决于将广泛的全球原则转化为法律时各国立法的措辞。随着经济和法律的发展，经合组织定期更新其框架。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政府政策基调的逐步转变，并在金融稳定理事会作为二十国集团政府积极的秘书处而得到加强的支持下，经合组织一直致力于确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以限制通过在司法管辖区之间转移利润进行避税。常设工作组致力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换言之，即如何维持每个国家的财政基础以满足社会需求。这项持续努力的最新成果出现在2023年7月，当时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140个国家政府签署了《成果框架》，该框架特别关注商业数字化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对经合组织内部进展的不满，已促使联合国系统内就接管全球税收政策展开了深入讨论。税收问题确实正在酝酿之中。

当前关于税收的思想引领

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将低税制与动用公共资金对陷入困境的主要金融机构进行央行纾困相结合的主流共识。这从来就不是免费的。鉴于目前几乎所有地方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都很高，平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范式可能正在迎来半个世纪以来的变革。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Kenneth Rogoff于2023年8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财政政策应回归基本面》（Fiscal Policy Should Return to Fundamentals）的短文。[2]值得简要引用如下：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们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应在应对普通商业周期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财政政策应发挥辅助作用，但战争和疫情等自然灾害除外。当时的看法是，当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时，货币政策可以立即作出反应，但财政政策应迅速跟进，并随着时间推移发挥主导作用。”

然而，各国政府并未通过更好地运用这两种基本工具来调整财政政策，以重新平衡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就欧盟内部的观点而言，米兰博科尼大学经济史教授Guido Alfani于2023年11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3]文章标题说明了一切：《当超级富豪如此自私时会发生什么？（结果并不美妙。）》（“What Happens When the Super Rich Are This Selfish? (It Isn’t Pretty.)”）诚然，向穷人征税并不能筹集到同样多的收入。再次引用作者的话：

“今天的富人，其财富在大衰退和新冠疫情中基本得以保全，却反对旨在利用其资源为各类[社会]缓解政策提供资金的改革。这在历史上是一种例外现象。长期以来，西方文化赋予富人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帮助承担重大危机的代价。”

再摘录一段：

“近期对欧洲国家在新冠疫情之后进行的财政改革的调查显示，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或（在设有财富税的国家）财富税税率的情况罕见且幅度不大。在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提高最富有群体税负的提案，例如‘亿万富翁最低所得税’，未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这令人不安，因为富人已不再履行他们数百年来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使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有些模糊。”

这两位知名经济学家与其他许多人一道，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指明了解决方向。

联盟成员与这场辩论

金融中心的根本意义在于确保投资资本的供给，并将其配置于高效、有利可图的用途。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确保一个能够作出此类商业决策的稳定环境。

如果主要依赖央行货币政策来确保危机复苏和长期经济增长这一延续半个世纪的范式，正在朝着货币工具与财政工具之间新的平衡发展，而且这种再平衡在其司法管辖区是合理的，那么本联盟的领导者完全有理由在本国的辩论中挺身而出。在许多金融中心，变革或许并不合理——但对平衡提出质疑永远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