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失衡

在金融成長依賴債務發行與央行關鍵作用的時代，一場典範轉移或許即將來臨，對長期以來依賴低稅負與央行紓困的做法提出挑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推動設定全球企業稅率，加上對進展日益不滿，預示著全球稅收政策可能移交給聯合國。隨著知名經濟學家指出財政政策改革的失敗，這場辯論愈演愈烈，敦促金融中心領導者，尤其是世界國際金融中心聯盟的會員，重新評估貨幣工具與財政工具在引導經濟穩定與成長方面的平衡。

金融中心領導者或許是時候在與其會員及政府官員的溝通中，探討通常無人觸碰、高度政治化的稅率問題了。

在聯盟大多數會員所在的司法管轄區，各國政府已賦予中央銀行管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包括設定主要基準利率，以及透過其貨幣市場操作放寬或緊縮信貸。較大的經濟體還出現了央行以「量化寬鬆」這一新創名義大規模購買公共債務的情況——儘管市場在交易活動中自有其因應這些基準的方式。究竟發生了什麼？

延續數十年的經濟穩定典範

在過去四十年裡，全球經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與民間部門的債務發行所驅動的。對本文而言至關重要的是，在危機時期，人們把目光投向中央銀行家，尋求以超低利率形式提供的紓困協助。而作為平衡的總體經濟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政府在稅收問題上提出的措施則少得多。

無論是哪一屆政府，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典範——即前進的方向——都是維持低稅負，而且在大多數金融中心，稅制還高度複雜。事實上，對於企業和個人而言，著眼於使司法管轄區滿足全球競爭性稅制的需要，稅率一直在調降。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資本損毀是否已完全彌補，尚不清楚。最近，由於各國政府因應新冠疫情所付出的歷史性龐大成本加劇了不斷攀升的公共債務，在引導總體經濟結果方面，或許正在發生一場轉向更加均衡地運用貨幣與財政工具的轉變。

典範正在轉移嗎？是否有什麼正在醞釀？聯盟會員應當如何因應？

經合組織的專案

數十年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一直致力於研究全球稅收問題，而不僅僅是其成員司法管轄區的稅收政策。畢竟，稅收是一種公共財，由世界各地的政府徵收並進行分配，以滿足社會需求。這筆資金是一個國家的資源，也是支付政府支出的途徑；這正是關鍵所在。

從歷史上看，經合組織的首要目標是在政府層面建立一個國際租稅協定框架，從而為包括金融在內的各類國際業務提供一個更加共同的基礎，減少業務成長的障礙。[1]至少，必須避免雙重課稅。為全球經濟制定共同規則極其困難，但其高層次的價值在於提供共同的語彙與方向。要實現完全的一致性極為困難，因為這取決於將廣泛的全球原則轉化為法律時各國立法的措辭。隨著經濟與法律的發展，經合組織定期更新其框架。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隨著政府政策基調的逐步轉變，並在金融穩定委員會作為二十國集團政府積極的秘書處而得到加強的支持下，經合組織一直致力於確立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以限制透過在司法管轄區之間移轉利潤進行避稅。常設工作小組致力於「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專案，換言之，即如何維持每個國家的財政基礎以滿足社會需求。這項持續努力的最新成果出現在2023年7月，當時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框架下的140個國家政府簽署了《成果框架》，該框架特別關注商業數位化對稅收徵管的影響。

對經合組織內部進展的不滿，已促使聯合國體系內就接管全球稅收政策展開了深入討論。稅收問題確實正在醞釀之中。

當前關於稅收的思想引領

過去數十年的金融危機動搖了將低稅制與動用公共資金對陷入困境的主要金融機構進行央行紓困相結合的主流共識。這從來就不是免費的。鑑於目前幾乎所有地方的公共和民間債務水準都很高，平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典範可能正迎來半個世紀以來的變革。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Kenneth Rogoff於2023年8月發表了一篇題為《財政政策應回歸基本面》（Fiscal Policy Should Return to Fundamentals）的短文。[2]值得簡要引用如下：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人們的共識是貨幣政策應在因應一般景氣循環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財政政策應發揮輔助作用，但戰爭與疫情等天災除外。當時的看法是，當系統性金融危機發生時，貨幣政策可以立即作出反應，但財政政策應迅速跟進，並隨著時間推移發揮主導作用。」

然而，各國政府並未透過更好地運用這兩種基本工具來調整財政政策，以重新平衡總體經濟的穩定與成長。

就歐盟內部的觀點而言，米蘭博科尼大學經濟史教授Guido Alfani於2023年11月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3]文章標題說明了一切：《當超級富豪如此自私時會發生什麼？（結果並不美妙。）》（「What Happens When the Super Rich Are This Selfish? (It Isn’t Pretty.)」）誠然，向窮人課稅並不能籌集到同樣多的收入。再次引用作者的話：

「今天的富人，其財富在大衰退和新冠疫情中基本得以保全，卻反對旨在運用其資源為各類［社會］紓緩政策提供資金的改革。這在歷史上是一種例外現象。長期以來，西方文化賦予富人的主要社會功能，就是協助承擔重大危機的代價。」

再摘錄一段：

「近期對歐洲國家在新冠疫情之後進行的財政改革的調查顯示，調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或（在設有財富稅的國家）財富稅稅率的情況罕見且幅度不大。在美國，拜登政府提出的提高最富有族群稅負的提案，例如『億萬富翁最低所得稅』，未能獲得足夠的政治支持。這令人不安，因為富人已不再履行他們數百年來所承擔的社會角色，使其在社會中的地位變得有些模糊。」

這兩位知名經濟學家與其他許多人一道，提出了這一問題，並指明了解決方向。

聯盟會員與這場辯論

金融中心的根本意義在於確保投資資本的供給，並將其配置於高效、有利可圖的用途。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確保一個能夠作出此類商業決策的穩定環境。

如果主要依賴央行貨幣政策來確保危機復甦與長期經濟成長這一延續半個世紀的典範，正朝著貨幣工具與財政工具之間新的平衡發展，而且這種再平衡在其司法管轄區是合理的，那麼本聯盟的領導者完全有理由在本國的辯論中挺身而出。在許多金融中心，變革或許並不合理——但對平衡提出質疑永遠是合理的。